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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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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清帝国的气数已是奄奄一息,内外交困之中,又撞上了庚子之乱。八国联军进京之际,慈禧太后挟持光绪仓皇出逃,朝野上下主战与主和的争吵早已悄无声息,只等着割地赔款了。

然而在文物考古上却接二连三地发生重大事件。这些重要的发现对于人类的文明进程,客观上有着划时代的认识价值,多少给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带来些喜气,亦给收藏界和古玩市场注入了极大的“活力”。

或许是天时地利的某种契合,这几项重大的发现多少都带些偶然性。

1900年5月的一个清晨,敦煌莫高窟的住持人王道士(王圆箓)正在一个洞窟里清扫积沙。当一大堆积沙被清除之后,洞里发出了一种奇异的声响,一面洞壁因失去了积沙的支撑,壁土开始层层剥落,墙上出现了裂痕。王道士惊诧之余用手敲敲,里面竟是空的!这无意中的叩

击,竟叩开了一座千年秘室一一北宋晚期僧人们封掩起来的一个藏经洞!只见里面从地上层层堆码着早已发黄的纸卷和丝织物,一直堆到“天花板”。从那时起,边城敦煌就再也没有清静过。人们从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洞窟里,先后搬出了4万多件手写经卷、唐抄古书、唐拓碑片和历代各类古物!

据说当初藏经洞被挖开之后,王道士确也向地方政府作了汇报,还抽出些卷子呈送到上级衙门。地方政府从敦煌县令开始一级级地向上禀报,直达天子。可是那个末代封建王朝,刚刚经历一场性命交关的巨变,伤痕累累,元气殆尽,何来那些思古之幽情?对那些古纸卷儿根本无兴趣,所有的奏件就只能是泥牛入海。

然而事情到了两个嗅觉灵敏的“老外”那儿,情形就完全颠倒了过来。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无意中从一个叫扎伊德?贝格的乌鲁木齐商人嘴里,得知了藏经洞的消息。过了一年,法国人伯希和又在闲聊中,从“老朋友”一一曾任过清政府北京警察总督的兰公爵那儿,得知了藏经洞的事情。这个兰公爵据说当年与义和团有旧,庚子之后就被发配到新疆,终身流放乌鲁木齐。于是,这两个“老外”,便先后发疯似地扑向了敦煌,以种种手段威逼利诱,终于使得那本来就俗不可耐的王道士,打开了那只足有半斤重的铁锁……

接下来日本“探险队”又来了,俄国“考察队”也来了,美国人也来了,国内大大小小对此有兴趣的人物都蜂拥而至。藏经洞里4万件千年古物,被一批批地搬出洞外,

捆扎起来,扛上骆驼,然后走兰州,上北京,绝大多数被运到伦敦、巴黎、彼得堡、东京、汉城……散落在全世界共计四五十个地方,而留在国内的仅号称“八千经卷”。

这块风水宝地,直到1965年,还有新的文献发现!

其次是河南安阳小屯村。

传说1899年,紫禁城里的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生了一场病,命老仆人去中药铺抓药。这个熟谙古文字的王大人,望着五味杂处的药罐忽发奇想一一这“龙骨”上的横竖道道,会不会是有人故意刻画的呢?假如刻画的是一种符号、一种文字,传递着一些什么消息呢?王大人为自己的联想而激动万分,遂命仆人将那家中药铺的“龙骨”全部买下,继而又跑遍全城,收购“龙骨”,有多少买多少……商人们自然闻风而动。关于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就连王大人的子孙后代亦不能完全确认,但是,王懿荣是揭开“龙骨”真面目的第一人,即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却是史学界所公认的事实。

于是,“龙骨”的产地就成了一座格外诱人的宝库。河南商贾起初封锁消息,大摆迷魂阵,说是在汤阴。大学问家、上虞罗振玉加以考证,1915年又亲自赴安阳收集甲骨,大破迷魂阵,不仅查实了“龙骨”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阳小屯村,而且确定了这儿即是史书上记载的殷墟一一商朝后期的政治中心。

一向默不为人知的小屯村空前红火了起来,而王大人却在八国联军破城之后,率全家人投井殉节了。他何曾想到,他那石破天惊的发现,使人们在100年间从小屯

村及其周围挖出了多达15万片的甲骨龟片,把中国文字的起源,一下子向前推进了上千年,而且这一“富矿”,不知养活了多少当地农民和北京、上海的古玩商人。

据说,先是当地农民来刨坑挖土,把甲骨龟片当中药卖,后又有古董商贩雇人坐庄开挖,而当地军阀、官僚豪绅、外国传教士插足,又使得原先才几分钱一斤的“龙骨”价格扶摇直上,从论筐卖、论车卖、论坑卖,一直卖到了几两银子一个字!使那些头脑活络的南北商贩,美美地发了一笔,也使中国的古文字训诂学家们,忙碌了整整一个世纪。

从那时至今,河南安阳不断有新的窖藏面世,不仅“盛产龙骨”,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这些文物的发现、收集、流传和着录研究,以及出国后的聚散过程,真不知演绎了多少明里暗里的现代神话。

再就是周原。

周原是指西安城以西、渭河以北,沿河一溜拉开的、扶风县和岐山县之间的一段黄土塬。这片黄土,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周人进入中原地区之前的统治中心区之

在本世纪初,地表已被岁月的风霜“切割”得条条缕缕、沟沟坎坎了。当地百姓说,每经一场暴雨或是一场洪水,总会有些青铜类的古物遗留在沟边的土崖上,或是滚落到沟底。有时一座窑洞坍塌,亦会暴露出一座古墓。

这些洪水过后的遗存物,就成了“这里有宝”的广告牌,养活了一批陕西省内早期的古董商人。是他们,将从这儿出土的包括毛公鼎、散氏盘、大盂鼎、小盂鼎、天亡

簋、何尊、墙盘等在内的标志着西周王朝社稷的礼器,一批批带到了北京、上海,有的再转道欧美,进入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等。这个地区早在宋代就出土过着名的“穆公鼎”,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和王俅的《啸堂集古录》都有着录。近百年来更成了一座庞大的文物“矿山”,吸引着一批批前来挖宝的队伍。

这一带地下文物之丰富,世所罕见。动辄一窖十几器、几十器乃至上百器。扶风县庄白村微氏世家窖藏,一窖就出土青铜器103件。岐山县任家村的一处窖藏,亦是一坑达120余件青铜器。1901年出土的着名的蝉纹木乏禁,为当时出土的唯一的一件青铜泛禁,举世轰动。着名的盂鼎、大丰、毛公鼎、大克鼎均出自这一带。解放后仍不断有稀世珍宝面世,好像是一座宝山,永远也开采不完似的。

另外还有河南洛阳北面的邙山,绵延50多公里的山脉,北临滔滔黄河,历来被视为最标准的葬身之地,偌大个邙山,几十年间竟出土了近万方墓志铭。难怪有墓冢林立,“几无卧牛之地”之说。京汉铁路穿山而筑时,一路开出去全是古墓!所以着名的盗墓工具被称为“洛阳伊”,真是意味无穷。

除了以上几次“天赐”的良机之外,本世纪还有几次大的人为造成的国宝“发源地”。

首先是东陵盗宝案。1928年军阀孙殿英为筹军火,扩充实力,竟然派工兵用炸药炸,把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给炸开了。盗出的珍宝玉器、各式文物不知其数。

慈禧的尸体在棺中全用珍珠掩埋,所以挖出的仅珍珠一项就大大小小地堆满了并排的三张八仙桌面,最大的珍珠直径有10毫米。后来,这一大宗珍宝就成箱成箱地运到了北京、天津、上海、青岛,继而流向全国各地。除去军阀们分掉、送掉、卖掉的,还真的向国外换回了一批军火。

其次是陕西军阀党玉琨斗鸡台盗宝案。斗鸡台在陕西宝鸡,盗宝的具体地方叫戴家沟。党玉琨为地方一霸,为筹集军费扩充实力,于1927年至1928年间,驱赶了上千名贫苦百姓到戴家沟为他挖宝。仅仅七八里长、十多丈深的一条山沟,在8个月间被破坏古墓达50余座,盗得青铜器等古物1000多件,把个好端端的戴家沟挖了个沟底朝天。党玉琨后来虽被冯玉祥将军派兵击垮了,但这一大批文物,最后仍然未能逃脱民国间出土文物的大致走向一一运到北京、上海、天津后,又陆续飞往欧美各国去了。

影响最大、损失最惨、最令国人顿足的,莫过于末代皇帝溥仪当年从天津张园带去长春伪宫的那一大宗清王室的遗藏。这一大宗宝藏,仅历代堪称国宝的法书和古画就达1200余件,即所谓“赏溥杰单”上记录的那批文物。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降,溥仪出逃,被封存在长春伪宫内小白楼的黄条封箱,就成了留守“国兵”们猎取的对象。他们监守自盗,先下手为强,把从地上堆到天花板的黄条封箱一箱箱挪下,逐个撬开,偷的偷,抢的抢,分不均匀就撕成几份。着名的《宫中游乐图》竟被撕成5块,现分藏在国外好几个大型博物馆中。

这就是几十年前北京琉璃厂一些老板们谈之色舞的“东北货”。后来这批“货”的踪迹遍布了沿海各大城市和海外的大型博物馆,小白楼就成了又一处人为的国宝“发源地”。解放后国家为追踪这批国之镇库,组成了以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杨仁凯先生为首的工作委员会,开展了艰苦卓绝的调查和思想说服工作,为之整整忙碌了40年。

直到最近的1997年,神秘的“东北货”还时有露面。一位东北老汉推开了赫赫有名的北京瀚海拍卖公司的大门,声称带来一幅宋代《十咏图》,是宫中藏品,要求估价拍卖。工作人员将信将疑,结果在全国最高级、最具权威性的“五老”鉴定会上,“五老”做出了一致认可的鉴定,确属真迹无疑。原来,这老汉的父亲原为溥仪的侍卫官,近水楼台先得月,传到老汉手上,又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现在他要价800万,声称7个子女,加上他本人,每人要得100万。于是在1997年的一次文物拍卖会上,北京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的天价把“货”捧走。“东北货”在50年间,价格不知翻了多少个跟斗,亦堪称收藏史上一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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